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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惆怅(如是我闻│帝国的惆怅—— 再读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帝国的惆怅

 
帝国的惆怅
——再读《中国大历史》
文│李学凤

任何事情,“口感”二字很重要。
 
对你胃口的人事物,天生就有亲近感,会心甘情愿兴致勃勃付出时间和精力。看书也一样。一本书,无论口碑有多好,首先得能让你看得下去,否则一切无从谈起。说到底,厨子做饭就要好吃,裁缝制衣就要好看,戏子唱戏就要好听,先生写书就要好读。
 
黄仁宇先生的书,集中读过一段时间,给我这样没有系统的历史研究经历的读者的总体感觉,有点凌乱。很多观点确实独到,让人耳目一新,但往往有观点有结论,但无细节论证。这种写法,让他的观点在一本书里很难成为完整的闭环。
 
这种写法,对于习惯一本书搞定一个或几个观点的读者来说,很糟糕。这类读者习惯的逻辑方式一定是要由面及点,提供海量的论据论证让他信服最后的结论。只有当读书成为这样一个完美的论证过程,他才觉得读得舒服,否则就会抓狂。
 
而有一类读者是另一种阅读习惯,他们喜欢跟着兴趣走,阅读的基本脉络因而变成了由点及面,慢慢摸索着自己去找海量的论证论据,然后肯定或者否认、补充或者剔除。这让阅读成为一个长期的、自得其乐的过程,往往为了读完一本书,又找了很多本来看,而这些书之间,很可能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
 
举个例子。一个读者,《剑桥中国史》读着读着,突然从政党政治想到了东林党,于是翻出明史,翻着翻着又好奇起清军入关后自己认得的那些名人都在干啥,于是看到钱谦益,再从钱谦益想起柳如是。突然发现大名鼎鼎的秦淮八艳只知道柳如是、顾横波、陈圆圆、李香君和董小宛,立刻问了问度娘,居然发现董小宛原来留了幅“蝴蝶图”在无锡博物馆。就这样,从政党政治读到了无锡博物馆。
 
我的阅读习惯是后一种,也不着急要增加点什么很有用的知识,读得没目的,只是自得其乐,黄仁宇先生的书因此而很合我胃口。最近又重新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三联版《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算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历史学者,而且是个异类。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当时国难当头,南开校园里抗日救国的思想空前高涨,所以后来日本人几乎将南开整个夷为平地后,张伯苓说“敌人可毁南开之物质,断不能毁南开之精神”。
 
在这样的影响下,他先是肄业到由田汉任主编的进步报社《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其后赴美半工半读,考上密歇根大学学习新闻,硕士改修历史,到1964年博士毕业时已经46岁。曾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直至退休,黄仁宇还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最负盛名的《中国大历史》和《万历十五年》,都是在退休以后才出版。1976年,58岁的黄仁宇以《万历十五年》首次出现在大陆读者面前。这本书和传统的主流史学著作迥然不同,美国作家厄普代克评论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
 
东西方在研究历史的角度方面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东学着墨于价值观宣扬,西学则侧重于规律分析。钱穆笔下是东方国学的理想主义,黄仁宇则展现了西方技术的科学主义。他的著作均统筹于其“大历史观”之下,《万历十五年》是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而《中国大历史》则是以大历史观分析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中国大历史》采用章节体勾画了从夏代至今五千年历史的轮廓,依据经济赋税体制的不同将中国历史分为秦汉帝国、唐宋帝国、明清帝国三个帝国时期,把五千年的历史用宏观的视角浓缩成300多页文字,从经济学、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又用欧洲历史与中国历史互相比较,着重探讨了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朝代的兴衰更迭两大问题,从技术角度分析指出了传统社会产生不了现代经济体制的原因。
 
何为“技术”?就是黄仁宇不厌其烦提到的“数目字管理”,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数目字管理才导致无法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后果。这应该和他哈佛费正清研究所的背景有关。这个背景导致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的研究目的。

从研究的目的去划分,历史学大体上可以分为研究、务实两大派。纯研究派标榜研究是为了避免现代人的价值侵入,研究的结果要力求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求务实则相反,是为了解决当代人的问题去研究历史。黄仁宇先生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
 
他常常质疑学习历史是否能够学以致用。他说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总会扪心自问,这些学生理解井田制度,知道和韩非子同受业的李斯曾鼓励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赵高构杀,对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而仅仅向学生介绍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除了让学生能用她和凯瑟琳二世、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
 
显然,他希望通过讲述中国历史,帮助学生安身立命。他把现代社会提出的重要问题放在首位,透过不同题材的研究,为现代人寻求历史的答案。这也是《中国大历史》的写作目的。
 
黄仁宇先生还主张应该压缩浩繁的历史数据。他认为,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来高度压缩现有的史料,先压缩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形成和西欧史与美国史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在他看来,中国历史数据浩如烟海,如果不运用归纳法进行高度浓缩,历史研究就会“毫无体系”、“互相矛盾”。而且,历史上存在许多“技术上的变量”,这些变量对历史的发展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把这些东西加进去,反而会使得读者惘然无绪,因此需要使用归纳法抓住主体,摒弃杂芜。
 
这一点我特别赞同。如今学术界普遍重视微观研究和繁琐考据,红楼梦里偶然出现的一个小丫头一个莫名的表情,所谓的红学家们都能考据出无数的线索和意义,研究到这个地步,我估摸着应该也只有红学家和恶俗的八卦爱好者会乐此不疲,我这样的读者看着反正是觉得腻歪得不行。
 
在这样的学术研究大环境下,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无疑是为历史研究另辟了蹊径。他一直强调,研究历史要抓大放小,因为大历史不仅是一种治史的眼界,也是史学家应有的胸怀。这话很对。

 
对于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问题,黄仁宇的观点与与众不同。书中他强调了地理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从土壤、风向和雨量分析了中央集权的形成与发展。他认为秦朝的统一终止了青铜时代,开创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大业所成是自然力量的驱使,包括“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风,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
 
战国时,葵丘之盟提出各国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但各国不遵盟约各行其是,水害难以有效治理。治理时常泛滥的黄河必须全流域通力合作,需要由强有力的统一帝国来执行,否则一遇黄河泛滥,哀鸿遍野,战争在所难免。战争必然导致土地的兼并,而后由秦始皇完成最终的统一。
 
促成中国统一的另一地缘因素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长期侵扰。气候不利时,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南侵,中原国家忙于自身兼并而无力抵抗。面对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原国家在国防上也必须依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三大帝国间隙,中原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然遭致北方少数民族的烧杀抢掠。而帝国的末期由于朝政的腐败国家、实力下降导致中央政府威权的降低,游牧民族便会乘虚而入。
 
力图从地理、气候和经济等角度,探讨中国历史的进程,这种思路,打破了治乱兴亡、朝代兴亡的固有思维定式。 

关于朝代的兴衰更迭问题,从赋税、吏治等方面作了分析,始终贯穿全书。关于这个问题,书里最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是,“谁有能力征税,谁就能掌握税收所及的地区”。

朝代兴起之初,由于统治者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在赋税徭役上对百姓的盘剥较轻,但是随着由此而来的经济恢复、生产发展,王朝统治者必然不会满足于现有的赋税水平,必定会逐步加重。

即使中央政府规定的赋税较轻,但是地方政府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激起政府和民众的对立在所难免。“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绅额外加征。”
 
赋税问题侧面反映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问题。如何控制地方?唐之前及唐初,国家通过均田地,让农民获得部分土地的用权,限制了官僚贵族地主的土地兼并。而如果土地兼并严重,必然导致农民的破产逃荒,造成国家户数的减少,进而使得国家赋税难以征收。

王朝初期,国家通过均田地打击地方社会力量,维护中央威权。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流动,均田制渐渐无法适应日趋复杂的地方事务,结果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
 
以上两个问题,是《中国大历史》一书探讨的主线问题。但是黄仁宇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向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外国人介绍中国历史,因而更侧重于用特殊的视角讲述历史。他自说此书注重想象,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写那些能够引起作者和读者共同好奇心的。

 
全书写到明代,作者的视角便转移到为何传统社会无法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黄仁宇曾说,他对于近代中国的研究都是基于晚明,因而本书写明代时也破例用了两章的大篇幅,两章的标题即给出了明朝的定性:《一个内向非竞争性的国家》、《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黄仁宇认为明代是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近代中国的衰落是从明朝开始的。
 
对明清历史,该书的着眼点仍是财政与税收。黄仁宇不同意资本家在明代产生的说法,他说中国在明代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毫无意义,这跟不叫一个小孩子为小孩子,而是叫他“预备成人”一样勉强。

传统的小农经济根深蒂固,经济制度仍难突破,明代商业虽然出现较大程度的发展,但是缺乏继续发展的潜力。黄仁宇用了一个很好理解的比喻,说16世纪末叶的中国,特别像玉制的装饰品,从美术的角度看有它本身之完满,可是在结果的方面看来其实很脆弱。国家的前进受着落后的制度与法律的限制。
 
黄仁宇认为1800年是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公元1800年前后,西方人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促进了文明大跃进,也开启了现代国家的序幕;但同时期的中国,虽然出现实用主义学说,却因改良的科技武力仍然屡战屡败的经验,以及往后一连串的文化罹难与退却,致令现代中国迟至20世纪才出现。”
 
鸦片战争之后,危机越深,改革呼声越高,鸦片战争战败的影响便是图存。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便是在危机与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形下犬牙交错。而甲午的挫败,使得清廷颜面扫地,民族自信心尽失,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加剧,知识界变法图强的主张高涨,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种势力互相激荡,传统的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终于产生的了激烈的变化。
 
民国成立,但是新旧体制无法衔接,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自行着手寻觅的一套救国方式。 全书末尾,黄仁宇探讨了资本主义与现代中国的关系,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构成,以此反观中国历史。
 

初读黄仁宇的著作,会为其所创的新词犯难,无法理解,但是读完之后会对这些新词有自己的感受。《中国大历史》中所提到的“数目字管理”、“潜水艇夹面包”等都是在他以往著作中多次出现的,有的人便借此批评他卖弄概念,也有人批评《中国大历史》过于强调财政税收制度,忽视了文化的力量。其实,黄仁宇并没有忽视文化的力量,书中对每朝每代的文化业都作了简要的概述,只是文化并不是此书探讨的核心,他开篇即表明是要从技术的角度分析历史。
 
总体来说,黄氏的学术观点有二,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前者重经济轻理念,排拒意识形态,界定一个国家和地区落后与现代的准则是用“数字”而非道德治理。后者以一个世纪或朝代为单元,用归纳法综合之。

而《中国大历史》,总括而言,此书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传统史家以人物和断代为中心的研究方法,首倡以“大历史”的宏观视角观察历史,并且用经济学、地缘政治学等跨学科切入研究中国史,提出了“数目字管理”等新概念,实在新颖。
 
说到这里,有必要再重新读一读黄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按照他的观点,明朝是当今中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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